郭志刚

GUO ZHIGANG

1965 年生于陕西

曾在中国南方多所大学任教

现为西安美术学院教授

主持学院综合材料艺术学科研究

千秋. 玉粹  450cm×340cm  纸本·墨  2015

流放一种人性救赎之后的文化心理

审美之路

Exile is a cultural psychology aesthetic road after

the redemption of humanity.

文_ 郭志刚

流放，是对生命的信念固执极端的人，至死也不妥协现实，之后被当权者放逐于荒僻之野的惩戒方式。在中国文化的铭刻记忆里，屈原遭受流放所凝聚出的屈骚精神，嫦娥因流放月中寒宫所映象出的凄美神话……他们身上所凝结自我人格独立和对自由人性精神涅槃传说，已定为中国的国家节日。

人性，即人的本质。人性救赎与人性完善是人类文明进化长河中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有着鲜活文化个性和文化心态的人，身体里必然流淌着时代的哲学思想、人生信念和政治追求的文化底蕴，并主动置身于现实因信仰断裂、心里失范和文化转型而带来的历史交叉点上，能抛却人性藩篱的内障，以自我流放的精神救赎、践行理想和信念的重建。在中国古代，籍蕴于儒家文化传统伦理精神与社会现实矛盾，仍执守独立的自我精神和自由意识人格，多重矛盾的凝聚和变异，使人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之间错综复杂，易形成精神人格分裂的双重性。古代被称为“士子”的人，担当文化的创造者和负荷者，是在精神人格上凝聚心学和道学为一体的人。

秋水(局部)  350cm×45cm  水墨纸本  2015

心学和道学，是古典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结构的崇奉对象，也是儒家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灵魂拯救之路。“心学”之路，从解决“心”入手，明心复道、拯心救赎。道学的“性学”之路，是以客观之理，来复“性”至善。性学主张格物致知，从理生万物认识上的循序渐进，由博返约。这种注重格物穷理的分殊体认说，使士子修养出济世的胸怀与行道和倡道的抱负。中国文化因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交融与凝聚的频繁性所产生出特殊的复杂结构。在人性上，以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评判与道家弘扬生命本身的“自我”实现冲撞之后所产生自我的二重分裂，是形成人性救赎意识的源泉。从道家思想浓厚的屈原和儒家立业意识强烈的朱熹身上，就透视处出种复杂心理深层结构的二重性，由此交织互生出屈原和朱熹身上文化心理的失范和重酬生命的觉醒之路。

秋山  255cm×45cm  纸本水墨  2016

屈原生长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儒家理性道德伦理精神的觉醒时代。儒家伦理观念将人的本质与人的道德属性被放大，而身居楚国所受道家对人格的自我完善思想影响着的屈原，他坚信自己禀赋着天地神灵的智慧和强烈的治国责任与使命担当，同时在他身上还流淌着楚骚精神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理想血液。然而，大变革时代的战争冲突而带来相互攻城掠地的残酷性，使得文化的融合与精神冲突彼此交恶，士子们纷纷把以身为殉的“殉”作为通向自由枷锁解脱的必由之路。于是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屈原的殉则肩负强烈的自我意识，他自喻圣哲的再身，内心急切渴望以酒神精神来改变和批判现实社会的腐朽。屈原被当权的政统阶层流放了，流放之地的荒寂和徒期命运的无望，使屈原深度忧患，最终至死不渝走向深渊冰寒的汨罗，终结了自由意识不屈的人格。凤凰般的屈子涅槃之后，激越着数千年来士子心理的文化意识觉醒。在流放的命运里，屈原的“本我”处于被压抑极度状态，但“自我”和“超我”的艺术幻象如酒神一样喷洒而出，燃烧着清冽和放纵不拘的理想烈焰，从《招魂》、《天问》、《离骚》和《九歌》那如鬼神泣血的精神衣钵里，我听到流放中的屈原在现实人格世界的十字路口，放声倾诉和愤怒咆哮人性理想境界的源泉之声。在这里，屈原的流放以悲怆的诗意与生命个体的绝对自由，成为人的本性，终结于现实世俗的尘嚣。而今，在无数次谧幂荒魂的端午之夜，我依然臆想出屈骚之词无羁浪漫的炽热深沉声音，觉醒着恍惚游离尘间中我的肉身。

对于群体意识和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并存而言，那些把对理想的追求当作至死不渝并有强大精神动力的人，他们身上凝聚着极强孤高自傲和自我完善的意识。当社会现实严酷和内外矛盾异常尖锐时，自我放逐的意识非常强烈，同时一种在自我放逐的愤懑和苦恼也更深沉，朱熹和屈原一样，一生的重要时光都在被党锢禁网的放逐中漂泊，苦行于以身殉道的人性救赎生涯。朱熹体道弘道的道学人格魅力，其身上闪烁着道学士子所具有的忧道、正心、固穷、守节的救赎人性美学光辉。

清谷 365cm×145cm 纸本·墨 2014

放逐，不仅是痛苦洗涤自己的灵魂，去“伪”存“真”，更是对信念不渝的操守严峻历练。“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是朱熹的名句，是朱熹恪守道学傲骨的人性显现。900 年前的南宋时代，外患辽、金不断南征战乱的频繁与内困议和与主战的混乱，交织出南渡偏安的统治集团残酷政治角逐翻云覆雨的大动荡。朱熹以现实格物来冥思苦索“道”与“存在”的究竟，追问“在”与“在者”，“我在”与“他在”，“形上”与“形下”，“理一”与“分殊”，“体”与“用”等存在论体系。他发现“人”自身的问题，跋涉在仁爱的径路上，寻觅

“人”的诗意栖居地。他不谙党禁的桎梏，苦心构建“性即理”的人性救赎体系，终而不返。屈原、朱熹与孔子，他们共同经历着复杂与大变革时代的多舛命运，以生命流放悲剧性精神漂泊启迪后人。相比孔子而言，屈原和朱熹的生命精神结构更丰满，他们身上折射出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裂变性更多重，至死不渝的气节也更坚挺。在孔子身上，儒家文化结构相对稳定性，使孔子能摆脱时代造就人类的虚妄和命运机诈，并理性排除内心矛盾冲突带来精神分裂的痛苦，沉浸节制有度的和谐中。

千秋. 流放 365cm×590cm 纸本·墨 2016

屈原和朱熹，享受在悲剧和苦遭的流放生涯里寻找自我意识觉醒，至死不渝。他们的人格犹如一座巨大山巅，巍然挺立东方古老民族文化心理深层。艺术的本身，又何尝不是在追索格物穷理中，以感情的真挚的形式寻找人性的救赎，使人类文化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凝聚。历史的悲喜剧又在今天上演，对曾经的中国而言，相似的文化大碰撞和精神意识大裂变的时代又来了。而这次是历史上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彻底席卷。置身于世界化的多元理性与多维文化交织的视野中，中国文化中人性救赎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之思却无法寻找栖息地了，文化人流放何处更难无以寻觅，遗憾的是，即便寻到了所谓流放的简陋地带，周遭早已遍及的无数天眼，也将使灵魂反省的私密性趋向伪饰。

流放，我魂牵梦萦的觅想之地，在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