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1959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最著名的当代画家之一。毕业于英国切尔西艺术学院，现任教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生活于特立尼达、纽约和伦敦。善于运用明信片、唱片封面、电影海报进行图像再创造，1991年，33岁的他斩获英国白教堂艺术家奖，1994年又被特纳奖提名，2017年获得第四届年度艺术偶像大奖，并多次打破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

法国杂志《PURPLE》的记者Parinaz Mogadassi在2011年4月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访谈，在谈话中彼得·多伊格回忆了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脉络，也谈及了一些与艺术“无关”的趣事。

彼得·多伊格： 还原真实从不在我考虑范畴之内（下）

P.A:你是如何在作品中处理这些的？和主题有关吗？

P.D我开始使用应用材料，装饰性的图像和颜色，并参考过去的艺术家，比如克里姆特。一个好几年没看过我作品的老朋友，在切尔西看到我的展览时说，如果不是瞥见作者的名字，还以为这些画的作者是个女人。他这种说法不是出于轻视，而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峡谷中的建筑师之家 200×250 cm 布面油画 彼得.多依格 1991

峡谷中的建筑师之家 局部

P.A:你第一个重大突破是在什么时候？

P.D:在切尔西的学生作品展之后。这都归功于我上过的大学。可悲的是，在目前的系统内，过了30岁的人很少有被展示的机会，团体展览则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被授予白教堂艺术家奖之后的那一年，我的新作品被安排在白教堂画廊的楼上展览，辛迪·舍曼的展览在楼下，我还记得我那些画还没有干透，装在一些廉价的装饰板里，从她作品的板条箱中间拖过。

两年之后，转折才真正发生。《弗里兹》杂志的Gareth Jones 1992年写了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然后把我放进他策划的一个节目里，那个节目里有Gavin Brown, Matthew Higgs, Hilary Lloyd, Martin Creed, Jeff Luke, 和the Wilson twins。除了我和Creed，其他人都是纽斯卡尔艺术学校毕业的。这是我第一个在画廊里做的展览，它一直激励着我，在这之前，说实话，我一直是个孤独的旅行者。

路边房子 193×248.9cm 布面油画 彼得.多伊格 1991

P.A:没错，Gavin Brown是从那时候开始了他的艺术家生涯，也是从那时起，你开始到纽约和他一起办展吗？

P.D:是的。Gavin来伦敦时会来工作室看我。起初他是在303画廊，后来开始在其他地方办展。他很想把我的作品拿到纽约去，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弄过去，最后我自己做了一个板条箱，运了几件作品。

80年代的YBAs聚会合影

P.A:你怎么看待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伦敦，YBAs，你是否认为伦敦艺术界的气候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纽约当时的艺术做得挺专业。

P.D:YBAs让伦敦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画廊改变了他们原本的计划，放弃了原本的艺术家， 然后把一些新的、专业的概念带进他们的空间，很多新空间开张，艺术家们带着藏家到处参观其他的艺术空间。

P.A:你的职业生涯当时进行得怎么样？

P.D:有一阵子，商业世界——那些销售艺术品的画廊，对我做的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情况有所改变是在我的东西出现在《弗里兹》之后，可能是杂志的内容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也得到了诸如Dinos 和 Jake Chapman这些朋友的支持，他们不怕讨论我的作品，其他人却觉得有点尴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关键，你要记住，因为这是Twin Peaks的时代，我经常被指责是把Twin Peaks（80年代英国的通俗连续剧）做成了画。

P.A:《弗里兹》的文章发表在1992年，就在1994年，在你拿到MFA仅仅四年后，你又入围了特纳奖。一夕之间，对你作品的关注似乎开始暴涨，你怎么解释这一点，这几年里你是怎么过的？

P.D: 在 Gareth的文章发表之后，事情很快发生了转变. Gordon VeneKlasen开始联系我，就像 Victoria Miro 和 Gavin Brown所做的那样.幸运的是，我在工作室悄悄做了很多作品，这是一件好事，现在我才意识到，挺少见的，我能一下子推出20件大尺寸的、已经完成的作品。

松树屋 180×230.5 cm 布面油画 彼得.多伊格 1994

Cobourg 3 + 1 More 200×250 cm 布面油画 彼得.多伊格 1994

P.A:人们认为你带来了绘画的复兴。在皇家学院的那份工作是怎么找到的？

P.D:学生能邀请艺术家来工作室参观，Chris Ofili，我在切尔西艺术学院的旧相识，是他的邀请。当然，等我到了皇家学院之后他就不在那了，作为交换他去了柏林，在那之后，学校请我每周去一天，就这样我干了很多年。我不喜欢“教学者”这个词儿，因为我认为没人能“教”艺术，我喜欢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待着，在作品还在创作期的时候讨论它们，气氛美好而特别。

P.A:比较你在圣马丁和皇家学院体验过的环境和在杜塞尔多夫的现状，你最近又访问美国的艺术学校，你是否注意过它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教授的职责是什么？是欠学生什么吗？

P.D:我不知道欠学生什么。有人在美国一所艺术学校里曾经对我说，因为学生要支付这么高的学费，他们会要求你付出相应的时间，这很可怕，但我可以理解。

在杜塞尔多夫，没有学生需要支付学费，这些日子很珍贵，每个学生能在那儿待上六年。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像一个巨大的工作室那样运作，有20个或更多的班，每个班由一个教授负责，每个教师都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两个班之间没有太多直接的交流，但他们之间会发生很多关联。我们的小组讨论很随意。我喜欢大家彼此谈论作品，而不是在规则下用教导的方式，就像在圣马丁。我喜欢这个系统，因为它缓慢，我相信在这种环境中能发展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圣马丁艺术学院更个人化，此外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和教师。不过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这种方式还挺困扰我的，并不是真的那么有趣。在与不同的来访者的交谈之中我得到很多东西，有一些好的来访者，像Bruce McLean和Jack Goldstein一直非常鼓励我。

在纽约，想让一个来访者对着你的作品说些有意义的东西还是挺难的，人们没有这个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话会慢慢开始。

后视镜194.9×270cm 布面油画 彼得.多伊格 1999

P.A:在你毕业之后这20年间，你是否目睹了学生关注点和态度的巨大变化？

P.D: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们压力更大，因为已经有了明确的成功先例。如果他们的同代人成功了而自己却没有，学生们自然会焦虑。此外，他们的作品进入艺术系统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很多学生都在举办展览，大多数时候，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话虽如此，我已经在推动我的学生们进行展出。

但是对教师选择学生进入他或她的班级上，杜塞尔杜夫有严苛的制度。如果你想要这样或那样一个班级，虽然不是一定做不成，但经常会不成。很艰难，不知为什么，但这确实是现实。

P.A:是什么概念上的现实？

P.D:就是避免在现实世界中形成某种联盟。但我试着去接受有挑战性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已经和我很亲近的学生，否则这个班级可能会变得过分安逸。

特立尼达

鹈鹕 276×200.5厘米 布面油画 彼得.多伊格 2003

P.A:什么时候你离开伦敦去了特立尼达？

P.D:在2000年获得艺术家居留之后，我2002年搬去了特立尼达。

P.A:特立尼达是你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从你的画面上来看，你能对周围的环境有一种直觉式的描绘，这是你决定搬到特立尼达的理由吗？

P.D:这是我想到的一些事物。第一批特立尼达的照片是我在那儿待过之后，在伦敦做的。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搬到这里时，我带了一些要用来画的照片，主要是在伦敦一家垃圾店找到的明信片，它们让我想起了特立尼达。有些来自印第安一个叫喀拉拉邦的部落的印第安人让我觉得很有趣，以他们为对象我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画的图像总会有些什么会跟特立尼达有关，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也没有计划过，我很惊讶自己居然画了一些相当直接的画，比如lapeyrouse墙。我曾经希望在这里画些雪景，但至今还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伦敦可以，在这里却不行。

Lapeyrouse Wall 53.2 × 38.2 cm 彼得.多伊格 2004

2000年到2015年 彼得.多伊格 作品价格走势

P.A:经过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后，你的作品价格在持续稳健增长。2007年你的作品《白色独木舟》前所未有地卖到1130万美元，开创了欧洲在世的艺术家的拍卖纪录。然后在2009年，《反射》卖了超过1000万美元，还有许多其他绘画的卖价已经超过三、四百万。你和你的代理商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P.D:这让人很困惑，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或接受这种情形。即使一件作品售出10万美元也够了不起的了，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价值和感知价值，很怪，但它发生了。我身边的人没有因为这个感到高兴的，但艺术圈外很多人都说，我要是不让拍卖行卖掉我所有作品就是疯了。有一阵子我几乎有了创作障碍，这让我很紧张，就像一切都失控了。当然，一旦你出售或赠与你的任何作品，类似的事情就在所难免。

2008年彼得.多伊格在泰特美术馆的个展海报

P.A:你在泰特美术馆的大型个展，展示了你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的作品，你怎么筹备的？

P.D:展览在2008年。我有大约18个月或两年的准备期，这并不算长，真的。我也想在展览的后期部分有大量的新作品。

P.A:有多少新画作被展出？

P.D:可能是五张大尺寸的，很多中等尺寸和小尺寸的，有一些是在 Gavin Brown 的公司里，Michael Werner 画廊去年在纽约展览过。你去看了吗？

Michael Werne画廊的彼得.多伊格作品展览现场

P.A: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展出的作品，那绝对属于人人都想一睹为快的展览之一。在这次展览之后你有什么改变？

P.D:泰特美术馆的展览参观量让我很吃惊，也许人有点太多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观众。我很紧张，我相信任何艺术家的作品第一次放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都会这样，这是对你20多年来创作成果的检验。但正如你所说，我认为许多人的讶异是因为看到原作，所有作品在现场看感觉更好。

当最初看见自己20年来的作品，我相当不安。首先，当我看见所有的作品摆在泰特的地上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工程作业，我意识到我自己的作品正在跑远。技术问题到处冒头——跟茎蔓似的！——在所有早期的工程作业中。但是渐渐地，作品被挂在墙上，一些感觉有点脏兮兮，一小部分开始光芒四射——我看到这些以后，渐渐镇定下来。一个画家看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的作品被放在地板上，靠在墙上。它只是在适应环境，感觉很凄凉。所以，当一切都开始在墙上展现，我松了一口气。悬挂展示是成为艺术家最重大的部分，这是众多经验之一，就像在别人的工作室里一样。这是一项特权。

P.A我们来谈谈你的另一个努力成果，你的电影工作室俱乐部，准确地说，它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

P.D:它是我在西班牙港的工作室里做的一个电影之夜，在七年当中差不多每周都会有。我最初开始做它，是因为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去看那些非正统的电影。这个灵感来自我在伦敦接触到的一些通宵电影院。我把它叫俱乐部，是为了到晚上我们有能把它转化成俱乐部的可能，比如玩玩音乐什么的。

彼得.多伊格为电影工作室俱乐部画的海报

P.A:它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吸引了特立尼达本地人和外国人的注意力，电影海报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和魅力，你还没有主持过作家和制片人的发布会吧？

P.D:我真的不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我知道当它不在了的时候, 人们还挺怀念它的。也许从一定距离看，它有点被神化了。从成立以来，我们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在和特立尼达电影节合作。

制作海报的初衷，是为了告知在同一栋建筑里的其他工作室的人们，这是一个老工厂，主要是用来酿造和储存费尔南德斯红酒的。我画海报的速度很快，然后把电影标题写在顶上， 就跟在大学咖啡馆里能看到的那种一样。当我被邀请展示它们时，我犹豫了一下， 因为这些海报对这个电影俱乐部具有特别意义，这些电影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审核过的，后来我同意了。

P.A:不管它是不是被神化了，这看起来总是个挺特别的事儿。

P.D:在炎热和潮湿的环境里看电影真的很棒。经验如此不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