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1959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最著名的当代画家之一。毕业于英国切尔西艺术学院，现任教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生活于特立尼达、纽约和伦敦。善于运用明信片、唱片封面、电影海报进行图像再创造，1991年，33岁的他斩获英国白教堂艺术家奖，1994年又被特纳奖提名，2017年获得第四届年度艺术偶像大奖，并多次打破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

法国杂志《PURPLE》的记者Parinaz Mogadassi在2011年4月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访谈，在谈话中彼得·多伊格回忆了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脉络，也谈及了一些与艺术“无关”的趣事。

彼得·多伊格： 还原真实从不在我考虑范畴之内（上）

Parinaz Mogadassi= P. A：你的童年很大一部分是在到处迁徙中度过的，因此你现在的口音几乎微乎其微。

Peter Doig= P.D : 我出生在苏格兰，18个月大的时候离开。从7岁到19岁我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国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我们不是典型的加拿大家庭——不去露营、划独木舟、或者做类似的活动。但是我自己很喜欢户外运动，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后来这些主题曾出现在我的作品中，但是是被改造过的。

P.A:为何会如此？

P.D:我的绘画从来不是从我的直接经验得来，而更多来自于想象空间。还原真实或现实从来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P.A：你在加拿大的少年时期是怎样度过的？

P.D:我那时对艺术并不感兴趣。小时候，我喜欢和朋友一起攀岩、滑雪、探险；14岁时，我爱上二手书籍、服饰和唱片；到了16岁，我有很多朋友没完成学业就离开了学校，因为外面的世界太诱人了，我就跑到加拿大草原上的钻井平台上去工作，晚上在酒店房间画点画，同时也想着是不是能干点别的。那时候在多伦多，朋克正在流行，今天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乐队年轻多了。

P.A：你为什么去伦敦？

P.D:我出生英国，在那儿上过三年学。在11岁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重返英国，似乎那里会发生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如果可以进入任何艺术学校，应该就是在伦敦。起初，伦敦看起来是如此的庞大、坚韧和艰难。幸运的是，我第一份工作是为小型音乐会卖杂志。我们会卖一些早期的卡带和地下杂，没有报酬但被允许自己分一些杂志出售。当时我们的工作的对象是Certain Ratio, Pop Group, Joy Division, The Slits,和Cabaret Voltaire.

伦敦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P.A：但你开始进入艺术学校了。

P.D:对，六个月后，我到了圣马丁艺术学院。它是个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有很好的教师团队，其他学生也才华横溢，在伦敦的艺术学校中间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圣马丁的时尚设计专业非常优秀，造型艺术也很有名。我打工时售卖的I-D杂志早期就是圣马丁的一个二年级学生Robin Derrick设计的。

圣马丁周边的街道、俱乐部，都和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实说，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和这个学校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很多事情就是在我们身边、眼前、耳边快速地发生和展开的，有些萌芽开始成为流派：后朋克、新浪潮、新浪漫主义、早期的摇滚乐、嘻哈，这些风格在学校里混合共存着。也许是受早期的OFZG杂志影响，Rosetta Brooks 和 John Stezaker当时发起了一个阅读小组，里面的成员有时尚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还有一些优秀的艺术家。John Galliano经常待在在绘画工作室，他是 David Harrison的好朋友，就跟Isaac Julien一样，他当时正在学习电影。

绘画正在经历一个浪漫的阶段，有很多关于崇高与超越的讨论。Max Beckmann和Phillip Guston的影响就跟皮疹一样在画室里蔓延。1981年皇家学院举办的展览《一种绘画新精神》成为一道分水岭，介绍了很多艺术家：基弗，里希特，波尔克，巴塞利兹，施纳贝尔等等，再加上巴尔蒂斯，培根，霍克尼，沃霍尔，佛洛伊德，托姆布雷和德库宁，学生们的脑子都乱套了，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毫无章法可循。

金匠学院，伦敦大学的分院之一，在Peckham路，与其它学校有点不太一样，。我甚至有点记不起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时候，在那儿遇到过什么人，但在这段时间里，来自那里的年轻艺术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圣马丁——不过是在时装和设计领域，不是在纯艺术方面。

英国皇家学院《绘画新精神》展览现场 1981年

P.A : 你当时想做什么，画画吗？

P.D : 到那儿以后，我才意识到艺术世界里自己最感兴趣的是绘画。圣马丁位于伦敦市中心，对于一个从异国他乡来的人来说，这一点还挺有吸引力的。当时我对这所学校辉煌的历史一无所知，尽管在参观它的时候感觉很好，还有点紧张，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接纳——这儿有那么多前卫的人，正在创造着那么前卫的艺术。

纽约 29 x 41 cm 印度墨 纸上水彩 彼得·多伊格 1980

P.A :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开始去纽约旅行。在你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多美国的痕迹，作为一个在伦敦的学生，你对纽约有什么样的认识？

P.D : 我是1979年搬到伦敦的，我一个加拿大的朋友托尼，则搬到了纽约下东区。从加拿大回来的最便宜的方式，是从纽约转机，我就会和托尼待上几天甚至几周。

纽约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很振奋，也许是因为我生长在北美，和纽约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伦敦经常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英国电视，音乐、幽默、政治、残酷的战争等等，至少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在伦敦的美国人。

我做的很多事跟美国艺术有关。我接触到早期的摄影艺术，像Jack Goldstein，Robert Longo，Cindy Sherman做的那种，在圣马丁是通过 Brooks 和 Stezaker，与早期的嘻哈有关的艺术，还有更多来自芝加哥的作品，像H.C.Westermann，Ed Paschke，Roger Brown和Neil Jenney。跟英国比起来，这一切似乎更加激动人心。当时没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能在伦敦展出，纽约艺术有它的优势，而且在伦敦有一定的反响。在那些日子里，资讯传递得很慢，杂志实际上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传递思想和图像的工具。

我觉得是时候了…180.3 x 238.3cm 彼得·多伊格 1982–83

汉堡王 196.3 x 120.6 cm 彼得·多伊格 1984

P.A : 当时有什么艺术家给你造成持久的印象吗？

P.D : 留下了持久的印象的往往是那些年长的，或已经过世的艺术家，比如已故的Guston，Max Beckmann的三联画，Joseph Cornell，Günter Brus，弗朗西斯·培根，Edward Burra，那不勒斯的绘画等等，这些都在80年代前期的伦敦展出过。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对我有影响。巴斯奎特很有力度，尽管除了在伦敦的ICA，我没看到他的作品在任何画廊展出过；克莱门特早期在白教堂有一个很棒的展览，还有Julian Schnabel和Eric Fischl，另一个是Don Van Vliet在沃丁顿的展览，但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能量，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

P.A : 去年春天，杰夫昆斯在高古轩为Ed Paschke办了一场展览，你刚刚赞赏过Paschke 和Roger Brown。

P.D : 我不知道昆斯组织了这么一个展览，但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知道他的一些作品研究和参考过H.C. Westermann。我喜欢 Westermann带着幽默感看待生活的主观方式，即便是他在面对悲剧的时候，比如他曾经历过的南太平洋海军的沉船事件。他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让纽约和伦敦的波普艺术家都为之臣服，另外我认为霍克尼的早期自传体式作品那时候也显示出天马行空般的魅力。

在我刚到圣马丁的第一年，我看了两场大展：Roger Brown和H.C. Westermann。1980年之前我并不了解H.C. Westermann的作品，我特别喜欢他的草图，版画和有插图的信，我也很喜欢Roger Brown和Ed Paschke的作品，他们每个人对于主题的阐释有着截然不同的途径。

《 Ed Paschke》展览现场 纽约高古轩 2010年3-4月

P.A : 昆斯是与Paschke一起做研究的，我想Paschke是他的导师之一。

P.D : 如果Otto Dix是一个波普艺术家的话他可能有点像Paschke，但也许更超脱。我还说过Roger Brown处理景观的方法，他和Paschke两人都是解说性的，他们使用材料和操作图像的方法完全与他们的主题一致，也因此把他们推到了目前的风格样式上。

J-print 63X84cm 纸版画 H.C.Westermann 1972

P.A : 你曾说过，Westermann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用在你身上其实也适用。人们也许并没意识到你的个性实际上很活泼好动——你最近的画中很好地体现了对滑雪和乒乓球的兴趣，在我们曾经延续了好几天的交谈中，你晚上钓鱼，清晨打网球，还打乒乓球，由于生活在特立尼达，游泳和海上活动也曾出现在你的作品当中——你工作室外的生活是不是和工作室中的时光一样重要？

P.D : 工作室之外的生活，有时还更重要一点。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我的灵感总是从外面获取的，不是在工作室里做研究，但有很多艺术家是这么做的。

P.A : 是你还是其他艺术家曾说过“成为艺术家不是一份工作”？

P.D : Chris Ofili说的，当我对没有完成某些画作感到有点伤心的时候，这句话很好地鼓励了我。

多伊格与艺术家好友Chris Ofili

P.A:在伦敦的时候你都读、看、听些什么？

P.D:我赶上了原先听说过或读到过的电影。十几岁的时候，在多伦多我已经看过不少电影，尤其是那些特别经典的。但当时的伦敦的电影院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影片可供选择，从经典的黑色电影，意大利和德国电影，到Curt McDowell拍的片子都有。

我们会去固定的几家电影院，比如从圣马丁出来那条路上的Scala。下午我们离开画室去Scala，看什么完全由放映员决定，Scala还有一个通宵酒吧，人们能在那聚会聊天，然后喝上两杯。我们在那里接收到很多资讯，听过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总的来说有点慢，你必须还得买些来自纽约的音乐。我从DJ那里买过一些唱片，因为他们会时不时飞到纽约。由于唱片不够全面，我甚至还买了一个纽约无线电收音机。

刚刚说过，年轻的艺术家在画廊里没有展出机会，只能去找一些可以替代画廊的空间，可能会是俱乐部或商店。在这些地方做展览没什么好丢人的，因为选择真的是太少了。我和一群伦敦艺术家曾在佛罗伦萨的一家商店里做了个展览，其中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伦敦的画廊对它们不感兴趣。

位于伦敦 Pentonville 路275号的 Scala 电影院

P.A:你那时觉得靠当一个艺术家来谋生可行吗?

P.D:我从没有想过我会用艺术谋生。我过去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是这么干的，没有先例。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廉租房里，靠打零工过活，大家荣辱与共，分享一切。我们进入俱乐部的时候从不付钱，知道哪里能买到廉价食品。

我在圣马丁路的国家歌剧院当过七年服装师，夏天我在那里给芭蕾舞剧配备服装。那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因为是夜班，有食堂，有酒吧，这些在那段日子里很重要。我可以白天画画，傍晚上班，我离开的时候，可能还有20个我的朋友和同学在那儿。在后台我认识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所有的人都把我们当艺术家看待，尽管我们很少在那里展示我们的作品。

P.A:你不是也住在蒙特利尔吗？

P.D:1987年我搬到蒙特利尔，然后在89年下半年回到伦敦，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

伦敦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

P.A:有什么变化吗？

P.D:当我从蒙特利尔来到切尔西之后，发现自己几乎有点无法应对。我必须得付租金，有一份全职工作。绘画变得困难又新鲜，因为没有任何同伴。那段时间有点像流放，尽管当时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所做过的东西，并创作了一批新的作品--虽然当时我觉得它们没什么创造性。

当我刚回伦敦进到切尔西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在一两个月后，情形变了，在蒙特利尔待过的两年半时间突然变得丰富起来。我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之——30岁——我认为自己也有从七年前的大学经验里受益。我真的不关心自己的作品否要迎合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别人那样。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的作品逐渐开始被其他学生所关注。

P.A:如果其他学生没有理解你所试图传达的信息呢？

P.D: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理解我的作品，其实我自己也不一定理解。我在作品里放进了一些有时近乎禁忌的情感和主题，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也承认某些元素可能触碰了感伤的边缘。

（未完待续）

牛奶河 152x203.5cm 布上油画 彼得·多伊格 1989–90

搭便车的旅行者 152x226cm 麻布油画 彼得·多伊格 1989–90

泥沼197×241cm 布面油画 彼得·多伊格 1990